一、基本民事主体表述为公民还是自然人更合适 所谓民事主体，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行为者。
2018年3月12日现行宪法第5次修改时把监察委员会写进了宪法，同时在2018年3月20日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对在党政机构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设置了监察制度的监督机制，职务违法和犯罪行为除了受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之外，纪检监察部门的专门监督也成为约束各种公权力的制度武器，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制度之治的优势。我们把无法可依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怎样把法律规定的都实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是从制度体系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特征的，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和法律制度体系的正当性问题，为全面和正确地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深刻内涵提供了很好的政策依据和方法论。从制度到制度体系的演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是通过制度体系概念体现出来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四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层次体系中，第一次明确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内涵，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同时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等等，形成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三个层次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进一步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理论逻辑和价值内涵。本文还第一次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制度之治与法治之间的逻辑关系，指出了制度之治有利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能够更好地补充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存在的治理能力上的短板，有利于充分发挥法治的治理优势，更好地实现法治的治理目标。三、制度之治是法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通过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制度体系的特征、结构和基本内涵，突出了制度之治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做了明确的肯定，这就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范围内所实行的法治受到了制度之治的约束，香港和澳门回归后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自然也就不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当然，国家制度转化为法律制度并不是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国家制度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其中党的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各种有效的行为规则也是国家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制度保障，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制度得以有效存在和运行最主要的制度载体，具有其他行为规则所不具有的制度稳定性和制度执行力。多领域科学家的判断、各种民意或舆论声音等，都对病毒溯源问题及争论有一定影响，这也成为当下国际社会疫情防控中的热点和争议问题之一。
但新冠病毒的传染特点相对比较隐秘，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有哪些传播方式，这直接影响到西方民众的判断。所以，在从科学上完全弄清楚新冠病毒的传播特点之前，让戴口罩成为多数民众尤其是西方民众的自觉行为，的确有点难。一些人利用疫情甩锅中国，是西方政客惯用的政治操作伎俩，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社会权利 。
《环球》杂志：面对疫情，一些国际政要一度公开抗拒戴口罩等基本防疫措施。说到底，是否采取群体免疫尽管与政府及相关机构决策的确有一定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科学问题，效果要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支援国际社会的举动存在两种评价，一种是赞同和肯定的，认为中国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帮助其他国家战胜困难。总体而言，西方人权观的发展遵循了从消极自由（个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到积极权利（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的过程，这也反映了（世界）人权理念的发展和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三是在西方文化中戴口罩通常被贴上有病的标签，故以不戴口罩向民众表明自己没病，身体健康，等等。与此同时，公民也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动辄以捍卫人权等为借口，或明显刻意抗拒合法且必要的管控举措。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在疫情防控等危机治理中，该如何把握人权的尺度？ 莫纪宏：政治病毒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今世界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摩擦甚至对立。如何看待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莫纪宏：民主可以解构法律是极端民粹主义的体现，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已经对绝对民主保持了警惕。为应对疫情，世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该如何处理好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另一种则以美国等少数国家的某些政客观点为代表，认为中国囤积医疗物资，靠疫情谋取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早前针对国际上出现的一些针对中国的侮辱性言行强调，国际社会在处理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时，要注意尊重人权，不要污名化。如此言行不怕误导大众继而加重疫情吗？从政治角度看，他们是基于何种考虑？ 莫纪宏：关于是否要戴口罩的问题，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和行为习惯问题。
二是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这是讲善法。当时，欧美民众对群体免疫大都将信将疑，没有表示激烈反对，特别是部分民众因为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根深蒂固，不愿意受隔离防疫的束缚。
西方法治政客行为政治体制人权争论等由此成为被广泛讨论的话题。可以说，合法性符合比例以及可以获得有效救济，应是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基本人权尺度。因此，在西方人权历史上，第一代人权主要表现为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从政治层面看，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例，他作为总统公开支持不戴口罩，目的有很多：一是体现美国防疫工作可控，民众不必恐慌[14]Lawrence Gene Sager, Fair Measure: The Legal Status of Under enforced Constitutional Norms,Harv. L. Rev.Vol.91, 1978,p.1212; Ernest A. Young,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Under enforcement Problem: The Case ofthe National Healthcare Law, Law Contemp. Probs.,Vol.75, 2012,pp.157-186. 作者：翟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1993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提出：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7]问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处理法律纠纷的司法机关，作为宪法解释机关的人大常委会并不会直接面对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案件。
因此，在西方国家，以宪法审查作为制度依托的宪法解释常常是为了解决宪法纠纷或者政治争议，同时附带性地对宪法进行解释。对此，张翔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解释本身，也不应该像法院判决那样是具有具体针对性和终局性效力的，而只能是初步的，可以由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针对具体情况作进一步判断的大致意见。
与上述抽象解释不同，作为具体法律问题的宪法解释，则需要进行法律论证作为启动宪法解释的理由。[6]李鹏：《李鹏人大日记：立法与监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
现行宪法的大多数条款都源自1982年宪法，是以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观念为基础起草设计的。法律体系是一个整体，因此对一般法律的解释适用也需要考虑宪法的价值秩序。与此不同，有权机关的宪法解释不只要理解宪法，更要落实宪法的效力，将宪法的效力从静态的文本中释放出来。但宪法理想与宪法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宪法解释本身的政治性，决定了宪法解释不同于一般的法律解释。
考虑到维护宪法稳定性的需要，有必要通过宪法解释来实现四中全会决定与宪法规定的协调一致。这种回答也只是针对当下的个案具有直接法律效力。
[6]宪法解释是作为宪法修改的替代方式，来回应社会变迁对宪法适应性的要求。只有一般法律机制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才诉诸宪法。
[10]这种内部运作的宪法解释，虽然不具有宪法解释的形式，但产生事实上的规范约束力。[13]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91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中，也都援引宪法对基本法进行解释。但在实体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没有真正行使过这项职权。虽然宪法文本经过五次修改，但是这些修改不过是少数条文的修修补补。法学界一直呼吁有权机关作出宪法解释，社会各界对宪法解释也期待已久。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西方法治国家宪法解释更多的是司法机关针对具体问题作出的宪法回答。1998年，在听取法律界、经济界专家学者对修改宪法的意见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指出：修改宪法事关重大，这次修改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可不改和有争议的问题不改。
因此，启动抽象宪法解释的思路应从政治角度考量。因此，由有权机关对抽象的宪法文本进行解释，让宪法的规定能够真正地在实践中贯彻实施，早已是法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
这种解释不排斥其他机关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对宪法的理解，但其法律效力高于其他主体的解释，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除此之外，关于一国两制总体国家安全观等重大政治问题，也都是启动宪法解释的政治理由。
